北京佳音特翻譯公司某翻譯，近日翻看中國翻譯史，無意間發現，維新派的一位首要人物是梁啟超，與對翻譯工作十分重視的康有為一樣，也發表過一些關于翻譯的議論，但專門的譯論不多，而維新派領袖人物中對翻譯問題論述最多，最有影響的，當推梁氏。 

粱啟超,出生于1873年，逝世于1920年，字卓如，號任公，別署飲冰室主人等。廣東新會人。他是近代中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思想家，一代杰出的大學問家。他的一生，尤其是前半生，對我國思想界、文化界各方面都影響極大。他的有關譯論對于我國譯界自然也不例外。

北京佳音特翻譯公司該翻譯閱讀資料發現，梁啟超的某篇翻譯著作中，論文又引用了馬建忠關于當時翻澤界的弊病的論述，進而提出：“今日而言譯書，當首立三義：一曰，擇當譯之本；二曰，定公譯之例；三曰，養能譯之才。”

第一義是關于翻譯內容的選擇。當時，中同官局所譯之書，兵學兒居其半，而他認為：“人之所強者兵，而所以強者不在兵”。所以，有很多更重要的書急須翻譯。他列舉和詳論：“外國有關律例章程、學校教材、法律書、史書、政書、農書、礦學書、工藝書、經濟學書、哲學書等等對我國的重要參考價值，認為都有翻譯的必要。但“草創之始，未能廣譯，則先后緩急，亦當有次”，而“同一門類的書，則當于數書之中，擇其佳者，或擇其后事者”。他從維新救國的大目標出發作出的這些論述，比起馬建忠說的“應譯之書，擬分三類”，及高鳳謙《翻譯泰西有用書籍議））中所說的，要詳盡和深刻得多了。

第二義主要是有關譯名統一問題。他在論述中吸取了高風謙在《翻譯泰西有用書籍議》的有關見解，但比高氏更加深入，是當時有關譯名問題最詳盡切實的論述，所議大多為后來譯界所遵循。他提出了應該首先學習古代佛經翻譯的理論和經驗的重要看法，并認為翻譯最重要的是“其意靡失”，在這一前提下允許作必要的刪增與顛倒。接著，他還提到了舊譯如不好“當取原書重譯”，和如何避免對同一新書“彼此并譯”的問題等。這些也是當時別人較少論述的。

第三義是翻論人才的培養。他認為，“凡譯書者，于華文、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，三者具通，斯為上才，通二者次之，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矣。”因此，“欲求譯才，必自設翻譯學堂始”。他有力地支持了馬建忠的《擬設翻譯書院儀》。同時，他還指出日文與漢文相近，日本自維新后又銳意于西學。

總之，梁氏在《變法通議·論譯書））中提出的譯書“首立三義”，在當時確實是翻譯工作中最重要的理論問題。

對此理論，北京佳音特翻譯公司多數員工俱表示支持。更有北京佳音特翻譯公司和平里某翻譯對外語只是一種工具，學會外語一定得派用場，應該進而研究彼邦學術，否則不過象一只學語鸚鵡而已這一比喻高度贊同。他說，梁氏的這個比喻雖然尖刻一點，但實在是包含了他的很探刻的翻譯思想。他提出丁一個很令人深思的問題：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學英語，卻沒有幾人能介紹西方學術，反而還得主要讓學日語的人來轉輾介紹呢？這位北京佳音特翻譯公司的資深翻譯認為，這不僅是那些學英語的人缺乏“中學”知識，同時也因為他們對“西學”亦未下功夫研究。這是一針見血的。整個中國近代（乃至現代）學術史上，總的說來留東學者的貢獻大于留西學者，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。

本文提供由翻譯公司，北京翻譯公司